第九章：人类起源之章（中）（人类与动物的根本性区别；直立、大脑、工具、语言的演化诱因）-凯发体育客户端

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性特征

重审大脑进化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进一步分析人类大脑的演化推力，我们前面提到过，投资大脑对于大部分物种来说，都是一桩失败的交易，所以它们倾向于演化出一些基因来限制大脑的发育。那么，是否存在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前提条件，可以让大脑容量增大成为“优势”、成为性价比更高的选择呢？事实上，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状态的——比所有其它物种都更加紧密的合作状态。

我们在本书上卷已经谈到过劳动分工是合作的高级形态，只有在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发达的大脑才有用武之地，脑力劳动者才会成为劳动分工中的一员，他们的价值才得以体现。如果没有劳动分工，他们需要自己包办采集狩猎带娃站岗守夜，那么他们发达的大脑是断不能提升他们的适应度的。至于那些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就更加容易饿死于饥寒交迫的晚上，因为他们的大脑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根本等不到他们的发明创造问世——即使他们发明创造问世了，由于合作度低，也体现不了任何规模效应，他们发明的东西对他们的个体生活来说并不能产生多大的改观。试想阿基米德伟大的数学大脑如果不是在大规模军事战争中是没有任何用武之地的，而牛顿的物理定律在低合作度的社会中同样是一文不值的。只有处于一个高度合作，分工明细的群体中，人类大脑的高度智慧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这样，人类大脑容量的演化前提才是具备的——大脑容量的增长才会真正提升人类的广义适合度。

不过，其实，劳动分工毕竟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了，大脑容量最早的演化推力还不是这一点。它还需要一个初始的推动，否则像以前提到的蜜蜂和蚂蚁这类超个体类物种，他们合作度也很高，但它们也未曾进化出如此之发达的大脑。那这种最开始诱导大脑发育、脑容量增加的推动力又是什么呢？肯定并非因为脑容量提升能够帮助我们直接获得个体适应度上的提升，否则自然界中，长着大脑袋的生物肯定比现在要多得多；它应该是服务于某种特殊的，也许是人类独有的“机制”。

其实前面章节已经提到过，大脑最原始的演化动力，很可能首先来源于“知恩图报”的“针锋相对”机制（广泛存在于哺乳类动物之中，甚至可能是哺乳纲繁荣的内因），因为针锋相对需要个体（脸部）识别能力以及对“恩怨”的记忆力；而对于人类来说，他的演化动力将进一步来源于“好善恶恶”机制的需要，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更加大的大脑——因为相对于“针锋相对”而言，好善恶恶不仅需要记住每个个体对我怎么样，还要记住它对其它的部族成员怎么样，从而综合来判断他的善恶，而善恶判断本身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逻辑行为，它本身也对大脑的发育有更高要求。而脑容量越大，便可以支撑更加大规模的好善恶恶机制，而好善恶恶机制才是高度合作必要的前提条件。（处理种内博弈的对抗演化的机制，会催生出大脑这样的、占据如此之大的生物能量的器官，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实际上可能是适应“对抗”，而不是适应自然，成为演化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科学家已经发现一个这样的现象：

有研究表明，对于灵长类和食肉动物这两种最聪明的陆生生物而言，脑容量和群居生活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物种生活的群体越大，大脑中新皮层相对于其他部分的比例就越大。我们甚至可以在生物生活群落规模尚不可知的情况下用新脑皮层的比例来预测其群居规模的大小。根据这个逻辑来推断，人类的生活群落规模大约是150多人。这个估算基本正确，一个典型的狩猎- 采集部落、一个典型的宗教群体、一般人的通讯录、军队中一个连，其人数都是150人左右。这个数字，也是一般人的有效社交圈的人的数量。

还有一个间接证据是，目前为止，我认为最接近人类的生物——虎鲸，当然，我说的接近并非基因上的接近，而是文明成就及其取得成就背后的机制的接近——人类是陆地上的霸主，而虎鲸则不折不扣是海洋中的霸主。虎鲸这种具有高度社会行为的物种，其脑袋和脑身比在动物界中，也是非常之大的，几乎属于仅次于人类的程度，后面我们还会介绍一下她。

因此，人类大脑快速进化的内在需求很可能就是为了判断并记住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进而通过“善择”机制来塑造人类的合作能力——人类独有的美德行为，进而进入高度的合作状态，并创造史无前例的巨大合作红利。

人类可能属于生物界最八卦，最多管闲事，最喜欢谈论别人家长里短的动物了，很难想象他们做这种事情对自己的生存有任何帮助，脑袋是非常耗能的器官，做这种跟自己没什么直接关系的事情所获得的直接好处很寥寥。

如果没有好善恶恶机制支持下所建立起的高度分工和高度合作的社会化生产和联防机制，再聪明的大脑所能起到的作用都极其有限。我们试想把一个现代人丢到原始森林，与社会隔绝，也没有同伴，无论他是一个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还是顶级黑客，抑或他学贯全科，他在没有大量现代化工具的帮助下，估计三天都活不下去（即便是鲁滨逊的神话也离不开大量文明社会的工具）。一只老鼠或者兔子，都能比他活得更长久。

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大脑的发育是要以肠道的缩短为代价的，而肠道缩短后，人类要获得同样的能量，则需要获得能量更丰富的食物——动物蛋白质。我们知道，动物界存在一个微妙平衡，即顶级猎食者虽然能直接吃到最富含能量的动物蛋白，但他们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来捕猎食物，这种捕猎的成功率不高。而对于那些植食性动物来说，它们安安分分吃吃植物，需要耗费很多能量来消化，并且直接获取的能量也不多，他们就没有那个体力和肌肉去捕捉猎物了。而人类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们进化出更强大的大脑来执行好善恶恶策略，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合作红利，这样，一方面他们不需要把能量完全消耗在捕捉猎物，因为合作的捕猎方式比单独的捕猎的性价比要更高——尤其是捕捉大型动物的时候。因此，他们同时又吃上了富含能量较高的动物蛋白。通过这个巧妙的方式，人类才获得了提供大脑运作的额外养料。

可以说，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在众多大脑带来的好处之中，只有群体合作，更准确来说是，基于“善择”的好善恶恶的新机制本身，以及它所塑造的更紧密的群体合作状态，让大脑出现了全新的进化理由。而好善恶恶机制才是真正难以进化出来，所需条件众多，而且又容易在初期被扼杀的罕见特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好善恶恶的机制创造了大脑，而不是相反。而好善恶恶所建立的深度合作机制，又进一步让专业的脑力活动和工具生产者获得了生存的土壤，并为后来的工具与科学的爆发式发展掀开了生命史最辉煌的新篇章。

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星球，如果主宰该星球的生物具有高等智慧，那么他们很可能也是通过了好善恶恶这个进化进程。如果他们灭绝了，也很可能是因为群体规模爆炸，破坏了好善恶恶的机制造成。否则他们的主宰者可能是恐龙这种把个体能力发展到极致的生物，抑或是蚂蚁或蜜蜂这种超个体机制的动物，但他们都不太可能进化出复杂的大脑和高度的智慧。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来重新审视一下人类其它的那些独特的、生物界非常罕见的演化特征的演化内因。

重审直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动物物种都能切换到直立状态，尤其群居的动物，直立是很有助于他们彼此协作，彼此传递信息的，尤其是互相警戒敌害，这比他们单独生活要安全得多，其实语言也是在这个时候发源出来的，比如草原犬鼠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叫声来传达敌害是来源于天空还是来源于地面，是猛禽、蛇还是草原狼。直立情况下将为语言交流和信息表达提供更好的基础。

直立对人类来说，意义相对更加重大，一方面人类的合作度比起其它动物要高得多，所以直立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无论是手势交流还是原始的语言交流（更容易看到对方的口型和手势），都是处于直立状态下更容易进行。而且这种高速响应的合作行为更多是在狩猎的时候发生的，因此，一边奔跑一边交流、一边狩猎一边交流成为史前人类紧密协作的重要模式。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直立也是好善恶恶机制实行的关键性的基础。直立有助于他们更多机会去观察同伴的行为——观察不同个体之间的行为，而通过这些信息，人类才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善恶判断。因为跟针锋相对不一样，好善恶恶不仅要求人类记住每个个体对自己的好坏，更要关注每个个体对整个群体的好坏，这时候保持直立，随时观察周遭的同伴的行为就成为很有必要的状态了。

此外，好善恶恶机制的执行，还有赖于赏善罚恶的行动，那么直立也是一个很必须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容易第一时间去帮助那些善者不受到恶者的欺负，也可以第一时间去惩罚那些罪恶行为，这对好善恶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直立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作用，几乎大部分演化特征都是在很多种原因综合推动下进行的。比如直立解放双手，对移动中的工具使用有很大帮助，肯定也是直立演化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但直立这种性状能够经过几百万年的检验而最终确立下来，跟人类好善恶恶机制下的合作度不断提升是分不开的。况且，我们接下来也会谈到，就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也与好善恶恶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重审工具制造与使用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很多会使用工具的动物，那么为什么会制作工具的动物这么少呢？我相信绝非制造石器这种很简单的工具需要很高的智慧，而大部分动物并不能演化出这种智慧的原因。而是因为依赖于身外之物是生物界的一个忌讳，尤其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和时间成本去打造一个身外之物的风险特别高。我们前面提到过，对于需要孵化幼崽的卵生动物，巢寄生这种夺利行为是让他们非常头痛的事情。而实际上，巢寄生是非常广泛存在于鸟类之中的，因此它们要对抗地演化出很多防御和识别的机制才能让物种得以延续。

类似地，偷抢他人东西的行为，也是一种易演现象。假如一个物种演化出了“能工巧匠”的能力，它们天天都痴迷于制造各种精美而好用的石器，确实提升了它们的生活质量和广义适应度。但是问题来了，它们之中的某些个体，对抗演化出偷抢的技能，那么这批偷抢者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攫取这些“能工巧匠”的成果，它们会获得适应度的显著上升，而相反地，这些“能工巧匠”的适应度会显著降低。因此防止偷抢行为，是“能工巧匠”进入进化稳定状态（ess）的前提和基础。而这恰恰是好善恶恶这种防止偷抢的基础是很难演化出来的机制，所以生物界就几乎不存在这些自己制作工具的“能工巧匠”物种。

但偷抢行为无论在任何人类社会都备受唾弃和惩罚的。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原始社会，人类的每一件身外之物，比如兽皮大衣，比如石器工具，也包括一些存储起来的食物，对于弱小的人类生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惩罚盗窃，减少盗窃倾向基因的机制，那么整个石器时代都难以形成。

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逆向进化的情景，比如人类难得进化出一个能工巧匠，他具有当时最发达的大脑，会制作有用的石器，但他体格一般，甚至由于大脑消耗能量太多，身体变得相对孱弱；另外一个体格强壮的人，看上他的石器了，比如一个刮削器，有了这个刮削器可以非常省力地吃一些厚大的肉块，比如一个手斧，可以有效提高人们加工木材的效率。那么这个体格强壮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据为己有，无论是偷还是抢，他都不难得手，如果没有好善恶恶的第三方来主持公道，那么这个能工巧匠很快就会被夺利主义所淘汰。那么这种高度依赖身体外延物的社会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隋末唐初有一个诗人，叫做王梵志。他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题名为《工匠莫学巧》，“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他主张工匠不要去学习太精巧的技术，因为你技术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官府的差使，但官府又不会给予你相应的报酬，那么技术更好的工匠的下场反而更坏。非常类似的，如果原始人缺乏最基本的道德约束，偷抢成性，也没有人去惩罚他们，那么那些制造工具的能工巧匠的广义适应度反而更低——因为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出来的工具，被夺利者非常轻易就偷抢走了，那么他们还不如不会做工具呢。所以，不论是好善恶恶机制受到破坏，还是并没有建立起来，高明的工具制造者都没有任何优势。

石器时代恰恰是工具，也包括其它外延物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过去，在其它物种中，几乎很少看到生物外延物这种私有财产的形式，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以及维持这种道德的赏善罚恶机制，那么石器时代的开始和繁荣都不存在基础。因此，工具制造和使用的演化条件依然是好善恶恶机制。

重审语言能力

就像我前面小节提到的那样，发声的演化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至于符号语言和抽象逻辑的演化，确实有赖于大脑的发育。但复杂的语言之所以成为演化趋势，它的底层基础仍然是人类业已建立起来的高度合作关系，它的演化推力仍然是服务于好善恶恶的机制。我们其实很容易想象到，如果人类之间的合作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换句话说，如果人类之间的竞争关系大于合作关系的话，那么通过语言来分享信息是不利于个体竞争的。如果说近缘基因空间局部性原理可以解释警鸣声的演化。但更高级的利他行为，比如分享食物产地和来源，就很难解释了。只有在善择的机制之下，才能催化出这种更高级的利他行为，只有这时候，更精致的语言体系才有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善择机制要求人们获取其他族人更全面的信息——“八卦”的需要。复杂的语言逻辑也就成为必要了。

语言跟大脑类似，其演化难度应该不大，因为从结果来看，短短几十万年就演化出来了。真正困难的是，要建立这样一种正向的演化势。而好善恶恶机制及其建立起来的高度互助合作的社会形态无疑是建立起这一演化势的最佳方式。

因此，语言，让合作跨越时空，语言本身也是高度合作趋势下的一个产物。

人类其它的罕见特征

实际上，人类除了拥有直立行走、体毛脱去、发达的大脑、会制作工具、拥有复杂的语言能力之外，其实人类还拥有很多生物界罕见的特征。我们这里不妨都放在一块分析一下，比如隐蔽的排卵期、隐蔽的性行为、绝经期等。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些反常机制形成的原因。

隐蔽排卵期

科学家们注意到，雌性灵长目动物有明显影响其生理变化的月经，发情两个周期，月经期为灵长目动物所特有，其他哺乳动物则无。而发情期除影响着灵长目动物外，还影响着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例如黑猩猩，狒狒以及大多数猕猴。在卵巢排出卵子可以受精的期间，常伴随着阴部隆起，变得鲜红发亮，同时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味。此期间的雌性表现出强烈的性欲，寻求雄性为伴，雄性也会主动来和她交配。

实际上，除了人类之外，绝大部分动物都不会隐蔽排卵期，反而让更多的雄性动物为追求雌性而相互斗殴是更常见的现象。而人类则不然，这种看似反常的动物行为，我们只有放到人类特殊的生存策略之下才比较容易解释。

由于在人类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合作才是主线，而不是个体之间的竞争，更不是靠武力取胜的个体竞争——因为人类立足于生物界靠的不是孔武有力，他们靠的是合作，靠的是秩序，靠的是智力所产生的合作红利。

因此，对于那些进化出隐蔽排卵期的群体来说，他们雄性个体之间的矛盾就会大大弱化，他们不容易因为争夺交配权而相互内耗，他们的利益冲突不那么容易被集中激发（有没有人发现现在的主播产业有点反其道而行？）。那么这种群体就会更加团结，从而获得更高的合作度， 在后来的群体竞争中就更容易获得胜利。

隐蔽排卵期以及人类女性天生的对赤身露体的羞耻感应该是一个类似演化过程。

隐蔽性行为

隐蔽性行为也是人类非常特殊的现象。当我们理解了隐蔽排卵期的原因，那么也就不难解释隐蔽性行为了。因为隐蔽的性行为可以减少大量的嫉妒甚至是仇恨。可以让人类群体的相处更加和谐。

此外，可能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由于人类成功的秘诀并非靠孔武有力，甚至都不是靠个体能力。而是靠“善”这种合作能力。因此人类女性的性择方向也会产生改变。所以人类中最有魅力的雄性可能是部族中最德高望重的人，但不一定是最强壮有力的人。所以，他们并没有威慑其它比他更加强壮者的能力，所以隐蔽性行为肯定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

绝经期

绝经期也是一个罕见的生物特性，目前只发现发生在人类和虎鲸两种物种之中。对于大部分生物而言，生存的唯一目的是交配——以繁殖更多的后代。如果一种生物失去繁殖能力后，还每天要吃要穿，那么它就相当于占据了自己子孙后代的生态位。而且作为老司机的它，甚至还会活得比那些新丁更好，这时候，他们相当于在淘汰自己的后代。这对这个物种是不利的，在极度匮乏的自然界中，这样的物种是要被淘汰的。所以一般失去生殖能力的个体，其生命也一般也就走到尽头了。但人类就非常特殊，女性的绝经期结束后，还能存活非常长的时间。

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也需要结合人类特殊的生存策略，方能理解。我们知道，老人对人类的作用，远大于其他生物。有经验的老人，他们不仅可以分辨出哪里经常有凶兽出没，哪里会有有毒的草物。他们也懂得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食物的采集、耕种、保存方法；天象变化的规律等。

除此之外，由于他们活得比较长，见的人也比较多，认识他们的时间也比较长，他们很清楚哪个人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他们会不断念叨这些事情。他们会教育自己子孙，多结交哪些人，要远离哪些人。

因此，这些老年人，只有在互助程度和合作程度都极高的人类社会中，才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因此，也只有人类社会和非常类似于人类的社会的虎鲸社会中才存在罕见的绝经期现象。

最接近人类的动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接近人类的动物可能不是黑猩猩，而是海豚科动物，包括海豚和虎鲸。

海豚

大海其实跟非洲沙漠很像，要围猎猎物，群体合作非常重要。

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略大一些，它们的脑身比略小于人类。

海豚的群体活动时，可达上千头。

海豚具有非常类似于人类的围猎行为，它们围猎技巧很像石器时代的人类，利用群体协作和车轮战术，在大海中无往不利。

海豚们个性友善、活泼，爱玩爱闹的同时极富好奇心

海豚的同伴之间互助互爱，海豚们能够建立超强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亲密无间。如果群体中的某个个体身负重伤无力前行，其他成员一般不会抛下它各自逃窜，而是围绕受伤的同伴嘘寒问暖、精心照料，眼泪婆娑、不忍离别。当海豚妈妈分娩时，群体中的其他雌性海豚亦会摇身一变成为助产妇，它们会四散开来，将新妈妈和新生儿围在中间，警惕周围环境的变化，驱赶鲨鱼等天敌，防止其他大型鱼类前来进犯。构筑在这份温情之上的，是海豚们无私的利他性——当群体中出现受伤或病弱的海豚时，健康强壮的个体会义不容辞的留心看护它们，甚至用身体将它们抬上水面，帮助它们呼吸。（因为海豚并非鱼类，它们没有鳃，潜水一段时间后就得浮出水面呼吸换气。）

在新西兰，人们曾经观察到一头名为“moko”的海豚频繁骚扰一只雌性小抹香鲸和它的幼崽，在海豚的骚扰下，抹香鲸群不胜其烦，最后调转方向，离开了它们的既定航道——而事实上，如果那群抹香鲸继续笔直向前，它们就会进入浅水区域，最终发生搁浅的惨剧。

历史上也有数例关于海豚拯救人类的例子。在鲨鱼出没的危险海域，海豚们会在人类四周不停绕圈，以保护人类不受鲨鱼所害。

而且人们还发现不同种属之间的海豚还能相互交流，比如bbc蓝色星球纪录片里面就有记录过一段拟虎鲸和宽吻海豚两个群体一起的狂欢。

虎鲸

虎鲸的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母系社会（matrilineality），社会的主体是雌性，子女在出生后也都是跟随母亲而不是父亲。但虎鲸还不仅如此， 它们还是母权社会（matriarchy），整个族群都是由年长的雌性领导，雌性虎鲸的年龄可达80岁以上（前面提到过，虎鲸也存在绝经期的特征），这些老族长会用它们丰富的经验与知识指引整个鲸群。

母系家庭是虎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通常由一头雌鲸和它的儿女以及其他后代组成，平均有5到6个成员（最大的家庭有17个成员），一般都是祖孙三代构成的鲸群（最多的也有四世同堂）。母系家庭的成员间关系非常密切，很少分开超过几小时，在家庭中幼鲸可以系统性地学习自己族群的语言、社会知识以及生存技巧。当一个家庭成员过多时就会分出另一个家庭。

几个有亲缘关系的母系家庭会组成小社群，小社群不如母系家庭关系紧密，同一社群的成员可能会分开数周或数月的时间再相聚，但是它们之间关系还是要比其他社群成员紧密得多。当一些大家庭的老族长死后，它的家庭会分化成不同的家庭，这些家庭就会构成小社群。

氏族由几个小社群构成，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祖先，语言也比较接近。在同一氏族里，“方言”越接近的社群关系也越近，而不同氏族的语言则有着不同的音调。

社会是虎鲸社会最高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般由几个不同的氏族构成，社会的构成并不依赖于亲缘关系和声学特征，而完全是一种单纯的社会结构。东太平洋的居留鲸有5个虎鲸社会，分别是北方居留鲸、南方居留鲸、南阿拉斯加居留鲸、西阿拉斯加居留鲸和西北太平洋居留鲸。

有时多个鲸群会联合起来捕猎大型鲸类，但是它们彼此不会形成长远的关系。我们对远洋鲸的社会结构还不甚了解，它们的群体一般较大，一般由20到75个成员组成，但曾经也观测到过超过200头的巨型集群。它们群体中的成员多是动态的，不同的鲸群有着相当多的成员交换。

海豚和虎鲸都是海豚科的动物，他们属于亲戚。从海豚和虎鲸身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和发达的大脑没有必然的关联。反而是群体合作、互助互爱跟大脑的发育有比较大的关系。

善人

聊到这里，我想大家对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特征以及人类之所以取得其它物种都无法望其项背成就的根本原因，已经心里有数了。她既不是直立行走，也不是脑容量提升和制作工具，就连语言和文字也算不上。

真正根本上确立人类这个物种优势的原因是人类演化出了“好善恶恶”的底层机制，并在“善择”的帮助下，人类获得了道德这种前所未有的“合作能力”。并最终走向了通过合作获得巨大合作红利这一条跟别的大多数物种截然不同的演化路线。

既然“善”如此的重要而独特，与其把这个阶段的人类称之为智人，还不如把这一批依靠善德脱颖而出，利用合作红利取得生物界前所未有成功的人类称之为“善人”，也许会更加恰切。

人类先是在好善恶恶的机制上建立了分工和合作的共同体，获得了巨大的合作红利，而后形成了不同人群之间的群体竞争，进一步对适应合作的个体进行选择，对合作度低的群体进行淘汰。而后，语言和文字应运而生，语言文字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知识交流，进一步放大了合作红利，最终产生了璀璨文明。

如果没有好善恶恶的机制，智人很可能如同他的其它人族亲戚一样，在相互夺利的纷争中黯然前行，在没有分工合作的帮助下，弱小的人类朝不保夕，过大的大脑成为负担，甚至幼态也不能持续、智慧缺乏生根发芽的土壤，其文明将如同万古长夜。

无需对白 夜幕已掀开

知黑守白 不惧看见未来

声声慢慢

桃花盛开 将永夜装扮

氤氲淡彩 月伴故人归来

梦回边塞 快看

红尘归来 快看

苍穹绽开 快看

万物为伴 快看

我看见了云海 如晦如梦幻

我唤来了星繁 似灭似绚烂

我翻过了绿洲 无边且无岸

我亲吻了河川 春去春又还

已经很难想象，经历了多少次互助互爱，多少次生死相依，多少种选择与割舍，多少回危难与奇迹，多少重困难与坚持，如此羸弱的人类才得以一寸寸求得自己的存活空间，并一步步开创属于他们的璀璨文明。正因为人类踏出了好善恶恶这一步，人类的道德本能，以及伟大理想的倾向成为任何物种所无法比拟的力量。也许那时候的人类真的可以称之为行走在大地上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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